侧面之词


读车前子的诗句给布谷鸟听
。路东

阅读的季节
句子反常。我与布谷鸟一道
从小麦这个词中
看农业的面,正面反面
上面下面前面后面,这些面
与小麦磨成的面
含混在一起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白白联想的日子
拖儿带女的日子
我从小麦这个词
看农业的面,劳作中
这些辛苦的面
加上片面,加上假面
混为一谈,成为
一面之词

这是阅读的季节,句子反常了
我坐在仅可恻隐之面
读车前子的诗句给布谷鸟听

    (2009年11月23日)


开篇的两句话,似乎构成相互的质疑,阅读的季节,何以句子会反常呢?而句子反常了,还怎么可能阅读呢?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接受阅读和句子之间这种互文性的质疑。当我们阅读之时,句子已然顺理成章;而当句子顺理成章之时,阅读就已经在那里。阅读和句子(语句)这种同构关系,一直以来,几乎成了常识的最大基底。诗人将“阅读的季节/句子反常”写在开篇的位置,似乎就在于提醒一点,即阅读和句子之间有着紧张的关系,以免接下来读者会深陷十“面”埋伏。“面”这个字在诗歌中多次出现,几乎每次出现,都有不同的意思。而这种差异的、多次的、反复的交替出现,使得整首诗有一种别致的震颤感,像欧普艺术作品中(比如布里切特·赖利)仿佛幻觉般的运动效果。“面”这个字,处在它所指的各样事物和概念之间,这个字是滑动的。这似乎与写作相悖,因为一个句子,只有将“字”与其所指,链接起来,并植入某个语境或文本之中,才能发挥符号的效力,否则就是“零”符号,是对符号的延宕,如此一来,阅读自然就是不可能的。真的是这样吗?诗人不这么认为。“我坐在仅可恻隐之面/读车前子的诗句给布谷鸟听”,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听中国人讲话,我们总把它当作是莫名其妙的咯咯声”(《文化与价值》,P.6)。与之相比,中国人把听不懂的语言直接称为“鸟语”。诗人说读诗句给布谷鸟听,有些自嘲,又有些美丽。诗人不正是在不可说的沉默之中大声朗读诗歌嘛。只是这个“不可说的沉默”在诗人这里,就是从词或字的多义性出发,对所指以及符号实施解构一般的延宕,从而实现词或字的本然出场。而所谓的“恻隐之面”何尝不是一个侧面呢?不,不止一个侧面,每个词或字,都存有多义的、差异的多个侧面。以词或字(语言)的本然出场为前提,诗人重提恻隐二字,可谓用心良苦。在一个多义的、差异的相遇之中,多个侧面的位置,他者(在这首诗里,也就是读者),才能随着词语出场。也就是说,恻隐的位置,就是一个他者之边缘的位置,而且是多个边缘。诗人说自己“坐在仅可恻隐之面/读车前子的诗句给布谷鸟听”,其实也就是照应开篇的互疑——阅读如何使得句子反常以及如何阅读反常——,因为诗人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