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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离的讨论

开始是看了离写在6月19日的博客日志“无话可说”，其中肉的一句话，说：“你的反应已经变成生理性的了……”我对这句话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现象，就是所谓的厌恶已经不是情绪的厌恶了，而进一步的是生理的厌恶。生理的厌恶就导致你面对你本来在情绪上所厌恶之事，却有了生理的挣扎与痛感，并表现在日常生活里，让人毫无退路。然后我回复离说，这种从情绪到生理的变化并不说明我们是有问题的，唯一的问题可能就在于状态上。所以我说，可能是时机来了。什么时机呢？一个类似于纯写作的时机。就是在这里，我和离都彼此误会了。

我起初认为，离的状态要改变一下。改变什么状态呢？比如之前就是一直在写某杂志的情感关系稿件，但现在明显写厌烦了，我们对如此的世界无话可说。那么终究还是有那么个可以说可以写的所在吧，好，就开始写。（我忽略了也许离在平常写刊物稿的时候已经在写自己的东西，以至于我夸大了这么个开始写自己的时机，但是我并没有以一种焦虑以一种痛感为契机来写作的意思。）接着就是离说到的“做人和写作还要分开”，我对“分开”这个词很敏感，怎么分开呢？我甚至觉得根本不存在做人和写作这两回事，因为它们是一回事。这其实也就是离所说，“写作的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这么个问题。在如此问题上，发生了我和离的第二次彼此误会，呵呵，挺复杂的。

那么我先搁置这个问题。返回来说说焦虑。有两样焦虑：其一，写作者对写作的焦虑，这其实是一种时间焦虑，就是我他妈的老大不小了，怎么还没有写出来个像样的东西呀，我是不是本来就不适合写作呀。就像最近华秋的那个qq签名：时间不多了，抓紧写呀。其二，就是写作与生活的冲突。当然了，写作和生活本来不构成冲突，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说写作也是一种生活。但现在写作和生活之所以构成了冲突，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个人觉得问题出在我们没办法以我们的写作支撑起我们的生活。似乎不是很准确，即便一个以写作支撑起生活的人，可能他还是觉得写作与生活彼此冲突，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写的不是他所情愿写的。我们把写作，自然意义的写作，看做是自我的朴素表达；这样的表达，毋宁说也是生活的表达（无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表达在生命经历中需要不断的锤炼和反思）。所以再次，我们取消了写作与生活的冲突，真实的冲突恰恰不发生在写作与生活中，而是写作的表达和杂志、刊物、传媒的表达之间的冲突上。所以我们陷入的困境，并非生活之困，而是语言之困。这是语言之间的斗争，不是写作与生活之间的斗争。正是在如此背景下，才有了我们去思索怎样在传媒语境下支撑起纯文学的地位这么个问题。由此说，写作人（大家知道我说的写作人究竟是那一群人）承受着双重的压力：时间去而不返的焦虑和语言表达之困的焦虑。

语言场是个权力场，很多搞写作的人很会搞，最终都能找到一个权衡利弊、游刃有余的策略，但是终于还是有那么一些人，不识时务、顽固不化，终究陷入这场困境中。那么对于他们这些比较傻的人来说，焦虑是无法消除的；当焦虑消除了，要么是一场乌托邦之幻梦，要么是自我被解构，无论如何，比焦虑都更加的悲剧化。所以当我说，焦虑就是我们的时机的时候，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耽于焦虑与痛感，进行无休无止的自虐，而是说，焦虑恰恰是我们的积极之基础。就是由此基础，我们才有个批评的起始、才有个坚持的起始，才有个自我的起始。从这里再返回到第二段，去思想那个所谓写作人应该过怎么生活的问题，我想差不多已经没有多大疑问在里面了吧。

当然了，我并不是悲观主义者，离也不是。我觉得离在另一篇写于6月23日的博客日志“再与莫瓦讨论”里面有段话就说的非常好，离说：“我没有去寻找写作与生活或做人之间的平衡，因为它们并不在同一个天枰上。没有必要去寻求那种莫须有的平衡。我所指的‘分开’也不是二者就背道而驰，老死不相往来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于‘体验’，在于带着一双眼睛去生活。可是不能相互指证。我时常把自己想象成两个人，一个在这世界上行走，另一个在上空看着它和这个世界。不必用力，不必抗争，不必愤愤不平。意外的收获是，这样做也可以治疗我们的焦虑。”